小镇回流青年的双城模式工作在家乡生活在别处

“工作在家乡,生活在别处”小镇回流青年的“双城模式”

“回来并没什么大的不同”,在这些看到机遇的小镇回流青年看来,工作在家乡、周末在别处的双城生活或许是当前最适宜的状态。

“过去文安木板厂、塑料厂很多,之后面临本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些厂主相当于一个个优质的资金池,想投资优质项目但不知道该往哪里投。”陈叶文说,创业孵化基地的初衷之一是帮助有想法有能力的人,同时为家乡创造更多机遇,让更多家乡人受益。

陈叶文回到文安创业已经8个多月了。 她还是会时常把家乡拿来与北京进行比较,“从东到西直线跑完文安城里核心区域的话,车程15分钟左右”,而在北京,不堵车的情况下,她丈夫每天从东三环开车到西三环上班需要50分钟。

几乎同一时间,曾在天津和北京工作过的袁以婷辞去了护士工作,回到家乡文安创业。“总觉得有抱负没完成”,这是她的想法。而刚来文安工作的冯瑶甚至有点不习惯这里的安宁与舒适,她印象中在北京每分每秒都在竞争。

陈叶文回忆,当时辞职后总有两股声音在她周围,一股来自家乡的初中同学,一股来自读研时的大学同学。“初中同学都问,‘你回家做创业孵化基地这么前沿的东西,这么个小城有没有合适的土壤?’但研究生同学比较乐观,说这么好的机会,有好项目一起做”。有外乡朋友一开始以为“雄安新区的‘安’是指文安”,陈叶文会告诉对方,不是,然后很有信心地把家乡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能介绍一遍。

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研究报告中说,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占全国总比的七成以上,GDP占全国总比的59%。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落户政策日趋宽松,将为三、四、五线城市带来新的人才红利。随着城镇化质量的不断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三、四、五线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将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在她眼里北京“算是第二故乡”。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的几家时尚类杂志从事日语版编辑工作。传统的杂志行业式微,她尝试过图书编译出版工作。“但感觉人生的可能性还是少了点”,之后她又报名并考取了脱产的全日制研究生。

冯瑶在考研复习前还报了钢琴班,目的是为生活增加点情趣,“无聊的日子才是最可怕的。”她小时候,家乡很少有钢琴、舞蹈类的兴趣班。

1993年出生的程野也在不同城市与市场环境的对比中看到了家乡发展教育行业的潜力。“我去年回家的时候发现,家乡只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少儿英语教育机构。”他最终加盟了一家海外品牌,并在半年内招到了100多名学生,甚至他本人的经历也促成了这个创业项目的完成,“我在文安念的小学,到了三年级开始学英语,而且小考不考英语,等我到廊坊读初中时就发现英语跟不上了”。

2019年6月,程野开了文安第一家海外品牌连锁少儿英语教育机构,“我本来想加盟另一个国内品牌,但对方说文安已经有了,我感觉再不开就晚了”。

比冯瑶早一步考上研究生的陈叶文在双城生活中更直接地感受到提升的重要。她基本每周都要回在北京的家,和那里的朋友聚会、参加展会。“我们回来创业,也怕被他们落下,毕竟北京的信息更新速度太快了”,可以说,陈叶文社交圈中的大部分人仍在北京,维持情感联系与了解行业最新信息成为她社交内容的重要部分。

“工作日在家乡、周末在北京”,逐渐成为部分回流青年的生活模式。程野将“家人相伴”作为考虑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这样我从周一到周五可以更多地和父母在一起”。在他看来,在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家乡,亲情带来的力量与幸福感也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在生活上比较节俭的家长可能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生活费,而唯独你不行?”家长如果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孩子在勤工俭学赚不到什么钱的情况下,很容易误入歧途,甚至会心生抑郁。

如今,这些带着大城市记忆和不同生活方式回到家乡的年轻人正与小镇本土青年融合在一起,这个群体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小镇新青年”。《正在消失的壁垒——腾讯2019小镇新青年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显示,源于就读大学和找工作等原因,高达63%的小镇新青年曾经在一二线城市长期生活过。随着政策持续向好、宜居性稳步提升,家乡吸引着他们回归。

自我提升成为这些回流青年的重要日程。研究报告中说,62%的小镇新青年在过去3年曾报读过自我提升的课程,升学或考研、满足学习新知识的兴趣爱好、提升职业技能,是排名前三的课程选择。

4000元,一条命!他花光学费选择纵身一跃,新乡这位19大学生花光4000元学费后选择跳河,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背后的原因,其背后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像中国很多低线城市和小城镇一样,越建越高的楼宇显现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对于家乡的优势,陈叶文和袁以婷可以列举出近几年诸多的政策利好信息。

更多像文安这样的小城不再被动等待,它们创造机会也提供平台。而许多在外打拼的低线城市青年也逐渐发现,回到家乡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大城市的记忆与羁绊还在,但家人在旁,家乡的一切熟悉又陌生,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政策利好、发展环境改善、家人在旁”等,都在加重小镇青年回流的砝码。但无论是创业还是生活,过往在大城市的学习、工作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陈叶文用“第二故乡”形容工作过十多年的北京,程野则在创业时,时刻对标着北京,“在北京遍地开花的少儿英语教育机构在家乡几乎是空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清晨,闹钟如常在6:40响起,冯瑶关了闹铃,又睡了个回笼觉。研究生考试结束了,终于可以歇歇了。这是冯瑶回到家乡河北省文安县工作的第二年,她考研的初衷只是“想学习,有点事做”。

但不可否认的是,家乡本身的节奏相对缓慢,在更多的闲暇时光里,部分回流青年会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我,或者前往生活过的一二线城市休闲娱乐。

工作日在家乡,周末在北京

有些家长可能天真地以为只有一些“很单纯”的女生才会选择“校园贷”,但在那些“校园贷”的“幕后使者”看来,只要能搞到钱,他们基本上在“套路”别人的时候几乎都是“男女通吃”。虽然大部分大学生考上大学之后都是成年人了,但作为家长,我觉得家长有必要经常联系孩子,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最近状况,如果孩子的生活费没有了,那么就不要逼着孩子去“勤工俭学”。

“回来并没什么大的不同。”在这些看到机遇的小镇回流青年看来,工作在家乡、周末在别处的双城生活或许是当前最适宜的状态。

“我们一些回来创业的聚在一起就会开玩笑说,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二环。”袁以婷说,雨水丰沛的家乡正成为由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形成的金三角核心区域的邻居。

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药,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家长能经常和性格内向的孩子沟通,如果家长自己能够成为孩子的精神“靠山”,如果这孩子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能够在家庭教育中得到“校准”,如果这位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强一些,我觉得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后果,没有如果。

据了解,2017年以来,文安扶持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器、科技园区等创新创业平台,已推动成立市级众创空间4家、省级众创空间2家、省级孵化器1家及省、市级农业科技园区3家等,入住孵化企业达200余家,累计培训3600余人次,直接带动就业2300余人。

最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河北省文安县——一个距离北京120公里的县城采访了部分回流青年,试图还原这个群体回乡后的生活轨迹。

截至目前,这个为初创者提供政策扶持、项目论证、创业培训、创业实训等支持的创业孵化基地已入驻企业52户,入驻率达95%,直接带动就业214人。在孵项目涉及智能科技、创新材质产品研发、电子商务、创意设计、网站建设、影视传媒、环保科技等。

“有人会专门从文安开车去廊坊或是北京吃饭。”冯瑶说,文安当地的消费潜力并不低,只是缺乏相应的产品与服务。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大城市联动给这个人口逾50万的县城带来产业、人才、技术方面的资源。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健康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一名大学生,其实并不是我们家长所想的那么轻松:大一的时候要加入一些社团,有很多事情要做,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搞勤工俭学;大二的时候英语要准备过四六级,也是忙得像陀螺似的;大三的时候可能要准备考研,更是忙得焦头烂额;而且每一年所学的所有专业课内容都不能挂科……与孩子沟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我们家长而言就那么难吗?

袁以婷也常与在北京的研究生同学交流,“聊各行各业的发展,目前的大趋势,讨论创业模式”。“购物”也是她去北京的需求之一,在家乡,中心区域较大的一家购物中心到晚上6:30就会关门。

教育行业在文安这样的低线城市展现了巨大缺口,也为回乡青年提供了创业机遇。研究报告显示,在低线城市的家长对孩子的投入不亚于大城市,其中36%的家长为子女报读各种课外补习班,希望子女能脱颖而出,过上更好的生活。

“很多人对回乡创业不理解,觉得外面的资源可能更有利于自身发展,但我们看到的是家乡发展带给个体的希望。”让袁以婷高兴的是,创业孵化基地成立半年多,无论在软硬件设施配置还是服务项目上,都已达到了省级示范性孵化基地场所规模的基本条件。

如今文安的一些小学仍旧是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王琴给7岁的儿子在程野加盟的少儿英语教育机构,报名了一学年的课程。“我家老大14岁了,小时候没机会报名这些培训班,但现在大城市里有的培训班、兴趣班都开了进来。”

有着相同想法的还有袁以婷和陈叶文。她们离开北京后回乡创办了创业孵化基地。前者还在当地开了健身馆,后者则往返于北京与文安,过着双城生活。袁以婷也在准备考研,而陈叶文已经考上了研究生。

我们知道,如果单单是因为花光了这4000元学费,这位大学生还不至于选择轻生,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可能是这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也可能是被某种校园贷所“套路”,还可能是这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存在短板。举个例子,家长如果只是给了孩子几千块的学费,然后再给孩子一点点的生活费,那么孩子在学校遇到“经济危机”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校园贷”这种恶魔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不少小镇的回流青年,依旧保持着过去在一、二线城市的工作作息。用陈叶文的话说,在北京,人人是能量充沛的小马达,“本身就是资源,也渴求更多资源”,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跟着她们回到了家乡。

研究报告发现,中国低线城市中由小镇回流青年与小镇本土青年组成的小镇新青年,在吃穿用住等各个方面都释放出与一二线城市趋同的信号和需求。这种向上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多地通过消费得到表达和呈现,他们期待能有更多全球化、连锁式的品牌,以餐饮为例,他们期待自己居住的城市可以有更丰富的美食和餐厅的选择。